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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家族文化与徽商原标题: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家族文化与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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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家族文化与徽商原标题: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家族文化与徽

原标题: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家族文化与徽商

文丨梁小民

徽商指徽州的商帮,徽州指古代安徽的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与其他商帮相比,徽商的家族性最突出。所以,对徽商的认识要从徽州独特的家族文化入手。

徽州的原住民是山越人,但形成徽商的主要是来自河南的移民。最早的移民开始于东汉末年,主要的三次移民是西晋、唐末五代和南宋之后。这些移民原来在当地多为名门望族,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名门望族不同于贵族。贵族是世袭的,要先有权而后有钱。名门望族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要先有钱而后才有权。

一个家族要能成为名门望族,要靠族中有能力又甚为勤奋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们都是精英。他们要代代事业成功,有钱或有人作官,并且维系文化传统(所谓书香门第),才能传承下来。作为名门望族不是指某个家庭,而是指许多家庭由同宗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一个团体。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家规、宗庙和义地。移民也往往是整个家族的行为。徽州有54个望族,主要的有程、汪、吴、胡、王、李、方、曹、鲍等。这些家族主要来自河南等北部省份。

这些过去的名门望族由于战乱被迫移民徽州。到这里后,过去的财富和地位都没有了。他们要重振自己的家族地位就必须重新奋斗。移民的艰辛使他们作为家族的凝聚力更强。所以,许多地方的家族都逐渐消失了,而徽州的家族一直保持了下来。

徽州这个地方,山多地少,生存与发展条件相当艰难。但此地又盛产茶叶、竹木等,于是这些移民就不得不进入商业。早在东晋时期,徽州人已经开始从商,所以有人认为徽商应该从东晋开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东晋时已有徽州人从商,但徽商的形成还是在明代中期。

明万历年的《歙志》记载,正德以前,民间还是“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正德末嘉靖初才有“出贾既多,由土不重,操资交葽,起落不常”。嘉靖时徽州人以家族为中心结伙经商已相当普遍,如徽商程君门下有数千人,经商于两广,“其族人无不沾濡者”。这时徽商的主业已为茶叶、木材、典当和盐业。弘治五年(1429年),开中制改为折色制之后,徽商作为一个商帮开始形成。

徽商的家族制特色,体现在他们经商的方方面面,而且决定了徽商不同于其他商帮的特色。

首先是资本的筹集。日本学者藤井宏总结出徽商资本形成有七种方式:劳动资本(白手起家积累)、遗产资本、婚姻资本、官僚资本、援助资本(一个家族内的互相援助)、共同资本(一个家族内各个家庭的合伙制)和委托资本。

其中,作为主要筹资方式的遗产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共同资本完全是家族式筹资形成。而官僚资本,即用做官赚的钱从事商业活动和委托资本,主要也是在家族内实行。这种家族内筹资的方式,靠家族内的血缘关系来维持,并保证诚信。这就没有其他商帮不同家族之间的合伙制,也没有出现晋商那种股份制。当其他商帮的企业是以家庭为主的家族企业时,徽商的家族企业是真正的家族为主。

其次,徽商在经营管理中都显示了家族的特点,或者说徽商经营管理的特色都是由家族文化决定的。

第一,借助家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这主要是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借助家族势力控制某一城镇或地区的全部贸易。如婺源商人程栋最早进入汉口,以后其族人逐渐进入汉口,形成程氏家族对汉口商业的垄断。其他如黟县商人朱承训在江西吴城,徽商许孟洁在正阳镇,都是借助于家族势力,建立了垄断地位。二是借助家族势力控制一个行业,如在各地的典当业都由休宁各个家族的人控制。

第二,借助家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信息就是金钱。徽商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中需要及时掌握市场的瞬息变化,于是他们借助于家族关系收集信息,是他们成功的保证。如绩溪商人章必泰就是靠族人提供信息而成功的。徽商极为重视修族谱,这不仅是维护家族统一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获得商业信息和帮助的联络图。而且,家族关系也为徽商贸易中运输、仓储、采购、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降低了成本。商业中是需要互相帮助的,这就是胡雪岩所说的“花花轿子人抬人”。徽商中密切的家族关系和各家族之间的联姻,为这种互相帮助提供了可靠的平台。

第三,借助家族势力实现官商结合。徽商的主业是盐业,徽商坐镇扬州控制两淮盐业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也是他们成为中国仅次于晋商的商帮的原因。在实行纲盐制时,要能进入盐业靠与官方的勾结,因为给谁从事盐业贸易的特许,权在政府。而且,在政府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业活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任何成功的商业都离不开官商结合。

徽商实现官商结合有自己特色,这就是在一个家族之内实现官商结合。这种官商结合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种是一个家族中既有当官者,又有从商者,如徽商中的程氏,先祖程元潭即为东晋初年新安太守,以后又有许多为官者;另一种情况,是以家族之力培养家族中有能力而贫穷的子弟读书、入仕,再为整个家族服务。这就是徽商重视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借助家族的宗法家规实行内部管理。与晋商相比,这种特色更为突出。晋商是“用乡不用亲”,从而实现了制度化管理,发明了激励机制——身股制。这使晋商实现了从家族管理向制度化管理的转型。徽商是“用亲不用乡”,强调所用的人一定是本家族的人。在管理中所靠的就不是制度,而是宗法关系和族规,不需要什么激励机制。借助于家族关系进行管理,既有利于加强内部的相互信任,但也使对员工的剥削加重,家族只是一种淡淡的亲情,在商业中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一个家族中有穷人也有富人,徽商利用家族关系淡化了这种差别,既有给穷人以出路的机会,也给富人剥削穷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最后,在维系家族方面,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要靠文化传统来传承家族特色。这就形成徽商与其他商帮最大的差异,即在其他商帮以追求财富为唯一目的时,徽商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徽商是所有商帮中最有文化的商帮。

如前所述,一个家族要靠经济实力(钱)、政治地位(官)和文化传统(书香)来维持,而不像贵族一样靠遗传来传承。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有社会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因此,徽商极为重视教育。在他们看来,经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生手段,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自从宋代以来,徽州的教育就十分发达,宋、元、明、清四代共有各种书院260多所。创办最早的是绩溪的桂枝书院,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是歙县的紫阳书院。据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有影响的书院达22所,其中仅休宁县就8所。书院在当时相当于大学,至于其他相当于中小学的私塾就不计其数,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若干所私塾。府、县还有许多自己的学府。

如此发达的教育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仅在徽州,宋、明、清三代就有进士1242人,其中宋代624人,明代392人,清代226人。仅在清代徽州就有状元17人,占全国的14.9%,仅次于苏州,列全国第二。而休宁被称为状元县,康熙30年(1691年)到道光二年(1822年)的131年间,就出过状元13人。一些徽州人在外地寄籍考试中举者尚不在内。以徽州一府与山西一省相比 (府是省以下的单位,一个省有若干府),清代从顺治二年到嘉庆十年,徽州有进士85人,举人116人,为京官者26人,在地方当官者74人,而山西全省,进士仅6人,举人11人,在京为官者无,在地方当官者6人。徽商在商业上不如晋商,但在教育与文化上徽州比山西高了不知多少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萌就是徽州歙县人。

徽州的文化决不仅仅是在“学而优则仕”上,而是对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贡献。不用说徽剧进京演变为国粹京剧,也不用说风靡全国的徽菜和淮扬菜(为徽商在扬州所创)。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宋代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与朱熹都是徽州人。

徽州人在哲学、文学、数学、医学、绘画、建筑、工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徽州有文献可查的名人达5399人之多。仅在《中国名人大辞典》中收录的清以前4万多名名人中,徽州就有800多位。而且,徽州一直有昌盛的文风,文人雅士、学者甚多,文会藏书盛行。1999年底,黄山市办的“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名列前十的是陶行知、朱熹、胡适、戴震、詹天佑、黄宾虹、程大位(珠算大师)、渐江(新安画派创始人)、王茂荫、张小泉。这种评选也许有局限性,但充分反映出徽州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及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影响。

在清代中期之后,由于“纲盐制”演变为“票盐制”,徽商失去了盐业中的垄断地位而衰亡了,但徽商对文化的贡献却至今仍有影响。中国的家族文化在徽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正是徽商研究离不开徽州家族文化研究的原因。

◎本文摘自梁小民《走马看商帮》,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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