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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高柏:改革难过山海关?东北新经济该如何破局

2019年12月12日 07:46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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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A- A A+ 来源:《文化纵横》2019年12月刊 最后更新: 2019-12-11 15:17:02 【文/张强、高柏】
“新结构经济学”与东北破局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九大更是指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个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时代,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智能制造正在为传统产业提供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在新经济正在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打造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之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了“新经济与产业政策的重新建构”的课题组,分赴深圳、上海、杭州和沈阳四地调研。本文即以课题组在沈阳的调研为重点,结合东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将课题组在其他三个地方的调研情况与之比较,讨论如何在东北实施推动发展经济新动能的战略。 课题组去沈阳调研之前,我们按照一般常识的理解,认为发展新经济,特别是与装备制造业相结合的新经济,应该可以为东北的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在发展中解决东北长期以来的遗留问题创造条件。但是,在2018年、2019年两次去沈阳调研之后,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潜意识里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原则——即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解决老问题——在东北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调研发现,目前的战略在推进中面临着四个难以绕过的主要矛盾:在当前阶段,东北到底是把主要投入用来发展新产业,还是用来维持旧产业?东北到底是应该等着在发展中解决老问题,还是马上与时俱进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到底是企业还是政府?“走马灯”式的官员任期能否支撑政府推动任务艰巨的改革? 本文将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作为分析如上矛盾的出发点。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这一理论主张,如果一个经济体根据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资本密度来选择产业发展方向,就可以最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使该经济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本积累的较快增长,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物质条件。 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影响要素(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在这一理论看来,最大的障碍来自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给企业带来的交易成本;较高的交易成本将阻碍资本进入经济体内适合要素禀赋条件的产业。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为了打造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前提,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依归)。这个“有为政府”主要就是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而实施各种制度上的改革,只有这样,一个经济体才能使它具有的要素禀赋被合理配置、有效使用,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实现经济增长。 增量改革、动能转换与东北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采取双轨制的方式进行渐进式改革。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在开放经济中没有自生能力,在转型初期,政府必须为企业继续提供补贴以维持社会稳定,但是国有企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也应该与时俱进地逐渐加快改革的步伐。 另一方面,向内外资放开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所需要的资源投入少,一旦放开就能快速地发展起来,进而为旧经济结构向市场化迈进提供转轨的支撑条件。这种增量式改革既能够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对最小化,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可以利用新增量带来的新动能,为消化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负担提供物质保证。 2018年7月23日,大连,东北特钢大连基地员工在高炉炉台忙生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我们在调研中通过比较发现,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解决遗留问题的原则在实践中能否成功,与发展新经济结构时能否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其产品能否迅速找到新市场,以及其运作能否有新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直接相关。例如,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从无到有,在一张白纸上画新的图画。它从诞生起就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充分利用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并由外资负责国际市场的销售。从1979年到1984年,深圳与外商签订协议数就达到3495项,协议投资额181.534亿港元,实际投入使用资金46.383亿港元。这期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2.9%,几乎每年翻一倍。更重要的是,深圳没有计划经济的遗产,其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为市场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外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市场,而且还有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制度。只要特区政府在不同阶段根据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来建设基础设施,并确立适合市场经济的各种新制度,新经济结构很快就成为新动能,变成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杭州的情况与深圳在大的方面很相似。改革开放以前杭州由于地处沿海前线,国家出于国防战略的考虑投入有限,因此杭州的计划经济遗产也很弱。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杭州无论是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是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并不突出。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遗产较弱,杭州和浙江的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杭州经济与浙江经济的发展一直主要受国内市场的驱动,这一点从浙江是市场大省,有众多的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就可窥见一斑。在这样的地方,建立为新经济结构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相对比较容易。由此产生的快速资本积累反过来更大地刺激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把沈阳与上海进行比较最有意义。沈阳与上海都是计划经济的重镇,而上海在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工业基地,上海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较大,它在转型初期的负担与沈阳相比不相上下,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然而,当中央在1990年做出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后,上海与沈阳开始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上海要发展的新经济结构,即金融、航运、贸易和物流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基础很弱。当上海决定将自身打造成这四方面的国际中心之后,资本投入,既来自中央政府,更来自外资。中央对开发浦东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支持,首先,给予了浦东开发十条政策,如15%的企业所得税、10年期两免三减半等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给予了相关的支持政策。中央对浦东开发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八五”“九五”期间,在“八五”时期,浦东先后从中央和银行获得资金217.5亿元人民币,“九五”期间则筹集到了200亿元人民币。 在浦东开发最初的五年,上海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每年以50.7%的速度增长。外资大量涌入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通往国际市场的渠道,而且还带来了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制度。在中央与外资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浦东开发的新动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这极大地帮助了上海解决原有的老问题。浦东的开发助推上海变成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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