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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与汝颍名士

2020年01月17日 00:02来源:未知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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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前夕,汝颍名士显得颇为自信。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范滂任清诏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卷六七《范滂传》)。他们莫不以拯救天下为己任。陈蕃为乐安太守,拒绝外戚梁冀请托,笞杀其使者。司隶校尉李膺诛杀宦官张让弟张朔,致使宦官休沐日不敢出宫省。杜密任北海相,宦官子弟为令长而有奸恶者,均遭严惩。范滂到冀州,当地官吏自知有罪者,莫不望风而去。其他如蔡衍、陈翔、荀昱、荀昙等汝颍名士,也均以打击宦官而著称于世。
李膺、范滂像
汝颍名士视恶势力为仇雠,由此在士林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但这也注定了他们在党锢之祸中必定受害最深。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受牵连者达二百馀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相继入狱。不久,由于窦武等人的努力,他们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建宁元年(168),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斗争进入更残酷的阶段,陈蕃谋诛宦官未遂,反为宦官所杀。李膺、杜密、范滂、荀昱均遭杀戮,荀昙、荀爽、贾彪、钟迪、钟敷、陈纪等人被禁锢终身。一时间,汝颍名士人物凋零。
经过这次打击,幸存下来的汝颍名士变得谨慎起来。《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注引《典略》:“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转以与彧。父绲慕衡势,为彧娶之。”裴松之不同意“慕势”的说法,反驳说:“《汉纪》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计彧于时年始二岁,则彧婚之日,衡之没久矣。慕势之言为不然也。”他认为荀绲此举,“必非苟得者也,将有逼而然”。范晔也不同意“慕势”说。《后汉书》卷七〇《荀彧传》称:“绲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慕势”与“畏惮”确有主动、被动之别,但不论怎样解释,荀绲与宦官联姻的政治意图都是无法否认的。《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党锢之祸以后,袁绍“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袁绍的活动引起宦官警觉,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袁绍叔父袁隗闻此而怒斥袁绍:“汝且破我家!”
荀绲因畏惮宦官而为子娶唐衡女;袁隗唯恐袁绍得罪宦官而破袁氏门户。这两件事反映汝颍名士迫于形势,不得不暂时向宦官低头,以图保身。
荀绲与袁隗还不是最早转变态度的,早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后,荀爽就已认清了形势,他在给李膺的信中说:“方今天地闭气,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匮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荀爽知时局不可救,故劝李膺“与时抑扬”,保全自身。陈寔也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陈寔吊丧与以后荀绲联姻宦官,虽手段不同,但政治目的都是为了向宦官求得妥协,以躲过政治风浪的袭击。陈寔此举收到了实效,“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后汉书》卷六二《陈寔传》)。
石夫 绘
荀爽、陈寔较早认识到了形势的险恶。当时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并不多。相反,大多数士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又掀起了反对宦官的新浪潮。他们“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序)。“称号”,即“三君”“八顾”之类的名号。这表明士人群体受挫尚不深,只是当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士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后,政治策略才有了改变。从此,抗议浪潮销声匿迹,袁绍与“奔走之友”的活动转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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