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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成就与价值

2021年08月03日 13:17来源:网络搜索手机版

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成就与价值

北京外国语大学谢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项目批准号为:14CZS05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在易学史上,元代常被看作一个无所成就的时期,学者谈及时,常以“株守宋儒”一语带过。诚然,如从传统的象数、义理二途而言,元人确实未能突破宋儒藩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便可发现,朱子易学于南宋后期诞生后,正是在元代迎来了全面繁荣与飞跃式发展。而对朱子易学的研究,也成为元代易学有别于前代的最大特征。

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兴盛并非偶然。一方面,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等著作成书后,随即在南宋广泛刊刻。及门弟子多有传其易学者,非朱子门人之中,也有不少人因对其学说感兴趣而加以研究,甚至士人应举时也开始采用其说。在此种形势下,一批研究朱子易学的专著应运而生,其中既有旨在补充发明朱子的《易学启蒙小传》,也有辑录朱子文集语录之语的《朱文公易说》《系辞发挥》等,还有折中程朱的《周易传义附录》。研究朱子易学的热潮,在南宋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元人正承继其后,通过师徒传授、朋友讲习、读书契悟等途径,传承与发展朱子易学,进一步将其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元朝政府尊崇程朱理学,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规定《易》以程朱之说为主,由此给朱子易学增添了浓厚的官方学术色彩。从元人以《易》应试的实际情况来看,据朱子义作答者较据程子者还要更多一些,可见朱子易学在当时的崇高地位与流行程度。

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一个较为显著的方面,即是对朱子易学著作的注释和阐发,其中又尤以新安学派的胡方平、胡一桂父子的四部著作影响较大。胡方平师从黄榦弟子董梦程,乃朱学正传。所著《易学启蒙通释》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学启蒙》之作。其书以胡氏己说结合朱子论《易》之语录文字,并引黄榦、董铢等朱子门人九家之语,对《启蒙》进行疏释,总体以尊朱为主,但也有在朱子基础上推衍发展者。如以河图洛书配先后天八卦,与六十四卦圆图配卦气之说,即为朱子所未曾言及,在元代也引起了胡次焱、钱义方等人的批评。胡一桂之学主要得自其父,此后又与福建熊禾、新安陈栎等多有往来,讨论易学,亦对其产生一定影响。约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最终修订成书之际,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注》之初定本亦已纂成,为现存第一部注释《易本义》之作。其书采用了元代流行的“纂疏体”,《易本义》原文下辑入朱子文集、语录论《易》文字,称为“附录”;“附录”下又辑入诸家解说,并附少量胡氏自注,称为“纂注”。所采者约在三十家左右,以程子与朱子门人蔡渊、徐几为主,对于朱子所排斥的林栗等人之说则未录。其采录的内容,亦多同于朱子,异说仅偶一有之。总的来看,也是一部以尊朱为主旨之作。但与此同时,胡一桂已开始在书中提出“分别四圣之象”的观点,并总结了九种具体的取象方法,运用这些方法补朱子论象之未备,同样对朱子有补充发明之功,也显露出其重视易象的特点。其后约二十年的至大元年(1308年),胡一桂对初定本《纂注》做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订,由此形成了一部全新的重定本《纂注》。此重定本今已不存,但其主要内容保存在胡一桂门人董真卿的《周易会通》中流传下来。其体例虽较初定本并无变化,但其引录诸家与自作解说的数量,则有极大扩充。所引诸家中,出现了林栗等初定本摒弃不录者,内容上与朱子不同者也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大幅增长的自注中,胡一桂开始明确指出朱子有解说不妥之处,当勇于改正。此外,对易象的解说成为重定本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在取象方法的数量与运用的复杂精细程度上,均较初定本有长足发展。重定本《纂注》成书约五年后的皇庆二年(1313年),胡一桂又著成《周易本义启蒙翼传》,为其研究朱子易学的最后一部著作。其书的主旨,虽然仍不外乎维护朱子、辟除异说,但已不再局限于注释朱子易学著作,而是总结朱子主要的易学观点,在其基础上展开疏释发明。其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分别列代之《易》”、“《易》为卜筮之书”、河洛先后天之学等朱子较具代表性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对朱子易学思想的宏观继承与发扬。总而言之,胡氏父子的四部著作,实现了对朱子《易本义》、《易学启蒙》的全面注释,弘扬了朱子易学精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最高水平。同时也体现出其思想由保守到开放、由独尊朱子到惟真是从的转变过程,与重视易象的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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