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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挽救了北宋危局,司马光、苏轼为什么极力反对?

2021-08-03 04:45

新闻王安石变法挽救了北宋危局,司马光、苏轼为什么极力反对?帝国的脸谱一个月前 ?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是十一世纪下半叶,由北宋神宗主导、宰相王安石具体负责推行的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且从庙堂到江湖全部牵连此中的一项事关全社会的改革,改革开启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结束于宋神宗去世时的元丰八年(1085),前后16年有余,由于时间长,牵涉面广,牵连的人多,斗争激烈,为此掀起的滔天巨浪对北宋的官场形势、人情冷暖甚至国运兴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由来已久,至今不断。一部分人因为司马光的自请离朝而评价王安石变法的优劣,一些人因苏轼反对变法一辈子遭贬来判断变法的对错,更多的人因为王安石变法带来了后来无休无止的党争倾轧而谴责王安石变法为天下第一恶例,虽然以梁启超、邓广铭、钱穆、柯昌颐等思想家、历史学家曾深入细致地评价过、从正面肯定过王安石变法,但争议从来不曾停止。变法图变王安石那么,究竟如何去分析、理解和评价变法,如何看待司马光、苏轼在变法中的态度、作为和作用,如何看待变法对北宋兴衰成败的影响,是我对北宋历史和《易中天中华史》阅读过程中一直在琢磨的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看待王安石变法呢?一、变法是否必要改革迫在眉睫!因为,到了宋神宗手里的时候,曾经风光辉煌过的宋朝,已经不是当年真宗、仁宗那个繁华盛世了,更不是太祖、太祖那个彪悍勇武的血气之时了。到宋神宗继位的1067年,宋朝已经经历了108年,它经历了奋斗,有过了繁荣,也遇到过挫折,此时,它已经如一个百岁老人,有了一切老年人可能有的问题:臃肿、衰老、病痛折磨。最突出的就是内部行政机构多、人员多、财政负荷重,而收入却既少又难收,入不敷出到了让人焦虑的程度;军队人员多而战斗力弱,败绩连连,面对西边只得花钱买和平,不但丢银子,而且丢脸面。励精图治宋神宗那么,这种内忧外患、进退维艰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原因就是宋太祖建立的所谓“祖制”。也就是说,这种危机,宋太祖时代就已经伏下了。我们知道,宋太祖以武将夺权而上位,但上位后的他特别害怕别人效仿,因此,为了断绝这种可能,他一方面以全力对内而放松了对外族的防御,另一方面以“杯酒释兵权”夺取了武将的兵权,又以“禁旅更代”消除了地方的威胁,再以“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无限拔高文人地位,造成重文轻武,最后形成紧内而虚外的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无限拔高文人地位的同时,从太祖、太宗到真宗、仁宗,他们无一例外地给文臣们以优厚的待遇和毫无节制的赏赐,使那些通过科举上来的文人们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财物和资源,形成了新兴的官僚地主阶层,不但厚待这些文臣本身,还通过“恩荫制度”,赏赐于他们的亲族子孙。宋仁宗在位时,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钱物达百万钱之巨,时任谏官的司马光曾三次上书规劝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将赏赐之钱,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拒绝了司马光的提议,继续大把施恩。宋仁宗之所以有“天下第一仁君”美誉,其实与优待文人是有关系的,因为历史都是文人记载的。在这种有制度下,文人们写诗作文与治国理政有了同样的重要,喝酒旅游、交朋结友与体察民情有了同样的重要,北宋甚至给酒足饭饱、诗文之余的文官们标配了专门的“官妓”,让他们的官场生活无限滋润,享乐得理直气壮。于是,在有优待、有赏赐、有偏袒、有溺爱的情况下,文臣们不仅骄矜自信,而且享乐成风,他们建豪宅、坐香车、品文学、狎官妓,生活十分奢侈。宋朝优待文人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两个极端的后果:一是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和灿若天河的文人辈出,所以陈寅恪先生感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二是直接导致了百姓的困苦。涸泽而渔,总会有泽涸的一天。皇族和文官们并不从事体力劳动,所有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因有“思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馀”之说,百姓在这种盘剥之下,已经奄奄一息。但朝廷与辽国、与西夏打了败仗,一再退让,一再以所谓“岁币”买和平,所需依旧向老百姓索取。然而,老百姓的钱物毕竟也是肩挑手刨岀来的,也有被无休止压榨下山穷水尽的一天,当老百姓被压垮了、榨干了,朝廷的危机就来了。宋神宗上台以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副烂摊子。因此,面对内忧外患,改革变法几乎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二、变法是否有成效所以,当宋神宗以岁的年纪接过权力棒的时候,他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想到要变法的,而是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那些志得意满的文人士大夫们还醉心于吟诗作赋对酒当歌莺歌燕舞一味享乐的时候,头脑异常清醒的宋神宗已经在物色变法的操盘手了。而这个操盘手,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志向远大。他想干事,能干事,有主见。他一直想做一个熟悉民情,通透实务,扳转国运,救民水火的栋梁,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努力的。为此,他扎根基层,从县官州官郡守,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干,每一个地方都竭尽全力,且大胆施政,很早就尝试农业农村的改革,探索民强国富的路子。当政绩斐然的王安石石被宋仁宗发现后,宋仁宗几次要调他到中央提拔重用,他次次拒绝了,为的是进行更多的历练,积累更多的经验,有一次为拒绝提拔的诏书,在宋仁宗的诏书送达时,他竟然躲进了厕所。王安石而这,却正是宋神宗要找的人。当宋神宗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也没有立即下诏,为慎重起见,召王安石进京前,他最担心的是王安石拒绝就道,因此咨询时任翰林学士的韩维,韩维说,王安石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并不甘心终老山林。何况陛下初登大位,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天下之人谁不争相效力?如果诚心诚意以礼相聘,王安石怎么会不来?因为宋神宗的“励精图治”,王安石本来又是一个“有志于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人”,便有了君臣的一拍即合。宋神宗赵顼与他爷爷宋仁宗赵祯最大的不同,就是仁宗一味施仁,而神宗力图振兴。这也是王安石当年拒绝仁宗而后来听从神宗之召而来京城任职的根本原因。自熙宁二年(1069)到元丰八年(1085),在宋神宗的强力主导和支持下,王安石先任副宰相(参知政事),后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牵头进行了一场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于危亡之际的改革,故又称“熙宁变法”。针对生产落后、国库空虚、军备孱弱等问题,王安石先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和推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裁兵法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改良了全国的水利设施,提高了灌溉能力,提高了生产能力,单开封府每年就增产谷物数百万石;《宋史?食货志》载,自熙宁二年至九年,通过变法在全国发展生产而修建成的水田、民田、官田合计36万多顷。2、青苗法的推行,减少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募役法增加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些改革发展了生产,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局面。3、青苗法、募易法、市易法都是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国家通过这些变法,使国库收入迅速增加,国库积蓄后来甚至达到可供朝廷内外20年用度的巨额。而且,这里不单单是钱,钱币之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朝到神宗手里,才真正扭转了积贫的局面。4、在军事方面,保甲法维护了农村治安,建立军事储备。保马法、军器监法增强了军备。裁兵法提高了士兵素质。将兵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充实了府库,提升了国防力量,对神宗朝所面临了诸多弊病,无疑是一剂良药,且取得了实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王安石变法,赵宋皇权才得以延续、延长。那么,有如此好效果的变法,当时怎么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反对之声,并带来历代那么多的争议呢?三、司马光为什么反对我之所以要把司马光和苏轼单独拿出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参照系”来写,是因为对于王安石变法来说,司马光和苏轼二人,一个决定了变法在官方(历史)的评价,一个决定了变法在民间(文人)的评价,这两个人,既有生前给变法设置最大阻力的司马光,也有在死后以其一生贬谪经历而为变法树立生动反面实例的苏轼,对于变法的经过和评价,这两个人太重要了。司马光先来说司马光。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等,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提高了军备,抵挡了辽和西夏。经过十多年的持续推行,变法的效果日益显现。而在取得这些效果的同时,部分也是利益调整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变法中虽然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没有增加,但地主、官僚、商人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影响,尤其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地主阶层,他们购买了广阔的良田,以前因为政策优待,不要交税,甚至人家的田借他们的名义耕种都不要交税,但王安石变法之后,不但田要交税,还要抽丁为公服役,不想抽丁便交钱免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尽管都是习孔孟之道出身的,但真正公忠体国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些享受惯了优越、过惯了不劳而获日子的大小官吏,便因维护自己的一己私利而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而作为级别上、资历上、声望上与王安石相当的司马光,便起到了这样一个带头激烈反对的作用,并且以自请离朝、挂冠闲居而表达反对和不合作的坚决态度。最初的时候,他们反对新法也并不是毫无见解的,但后来却把王安石个人和新法合在一起反对和批判,不管是非,不分先后,纯粹只说坏而不说好,则完全没有了理性了,也纯粹变成了朋党之争,新法也纯粹只沦为幌子了。当新法实行时,满朝大臣,以司马光为代表,无不一味齐声痛骂。元祐后,司马光东山再起,把新政不管好坏对错一概废除,将推行新法的所有要员蔡确、韩缜、章惇等一律放逐,到了哲宗亲政,绍述神宗,章惇复起为宰相,报复的手段比司马光更狠。所以,到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变法脱离了实际,其作用只剩下一个斗争的噱头。那么,以司马光为首的文官为什么要反对变法呢?一是文官是既得利益者,王安石变法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当然要反对;二是他们坚持儒家正统,但只有粗糙的理论,而缺乏实施的细节,行之于政难免空洞,对于王安石那些从群众百姓中得来的十分细致的变法措施,不加审视就已厌恶,用空洞的理论来辩驳实践得来的经验,他们明显没有胜利的可能,便只有意气之争了;三是王安石在变法中贬谪了一些以前有名望的勋旧大佬,这些在政治上因之失势的人必然反对;四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基层官吏从中有渔利之举,给反对者留下了把柄。所以,不仅司马光,当时很多文官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而且反对得振振有词。因此,司马光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北宋文官系统对王安石和变法的评价。但是,司马光并没有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才能和政治担当,反而把自己在政治上的弱点暴露无遗,当代历史学家王曾瑜便坦言说,司马光是位优秀的历史学家,然而在政治上,也确是个庸才,因保守,毫无建树可言。四、苏轼的态度和遭际实事求是地说,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在当时文官群体和朝野读书人中间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俨然成为了文坛领袖。苏轼苏轼的经历,无论对当时官场中人的态度,还是对后来的文人对变法的看法,都是有着非常直接和重大的作用的。不过,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并不能改变他在政治理论上的空疏。我们看苏轼的生平,读他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文采一流、胸襟一流,但在实际的治民执政,远不如王安石从理论到实际的细致严密、经纬有方。然而,苏轼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和他宽阔的胸怀,使他在政治地位上越来越低,在朝野声誉上却越来越高,不仅文人士大夫、乡野读书人,就是宫中的太皇太后对他都是佩服之至。这样一个人的经历,必然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而同情之中,又会有对导致他一再贬官原因的追索和批判。所以,苏轼的经历,影响到了民间和后来的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判断。他的那些粉丝,便因此而把苏轼“想象”成了反王派、反变法派。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苏轼的领袖地位,是文学声望造成的,而不是政治才能造成的。而且,从苏轼本身来说,在对于变法和王安石的问题上,他与司马光也是有着本质而非常大的区别。乌台诗案中的苏轼苏轼在人品上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对时局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对官场从不因利益而改变立场,因此,他从来不加入党争,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更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虽然政治上非一流干才,但能客观且正确地批判当时的政治得失,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积极支持的。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受到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为了朋友。苏轼与司马光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指出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所以,苏轼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而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却常常固执地以为他一生是颠沛流离是因为王安石所至,其实,苏轼贬官还与司马光和章惇有关,且在章惇手上贬得最惨。苏轼不仅不憎恨王安石,反而十分敬重他。他在王安石去世后代当时的皇帝宋哲宗为王安石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说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说他“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说他“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等等,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又是何等公允的评价。其实,从细节上看苏轼对王安石的态度,不仅没有看到苏轼对变法本身和王安石本人的批判,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形象。这既是苏轼人格形成的,更是王安石和变法本身的伟大决定的。分享好友分享好友更多精彩内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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