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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风度不是西方专利,中国也流行过,但被人嘲笑得没了|文史宴(2)

2022年01月28日 08:07来源:网络搜索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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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重耳回国即位,成了晋文公,晋楚两国真的爆发了战争。晋文公信守诺言,真的退避三舍。有人说,这是晋文公的骄兵之计,但客观上,晋文公确实表现了绅士风度。

晋文公退避三舍

同样是晋国,还有一件事,和英国光荣革命中善待落魄国王的情形很相似。

《左传》中记载,在鄢陵之战中,晋国将领韩厥击败郑国的国君郑伯,郑伯狼狈逃窜。韩厥手下军士说:赶紧追,郑伯的车夫已经慌了神,我们可以追上了。但韩厥却说:“不可以再辱国君。”遂下令停止追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绅士精神,和西周初年周公为贵族所制定的礼乐有很大的关系。周公强调“尊尊亲亲”,即尊重位尊的人,亲爱亲近的人。韩厥认为,即使是他国的国君,因为位尊,也“不可以再辱”。

前面我们提到,史蒂芬资助他的敌人亨利二世粮草,让他体面地退兵。春秋时期,也有类似帮助敌人退兵的情况。

据《左传》记载,晋楚争霸中,双方在“邲”这个地方交战,结果晋军大败。在溃逃中,晋军有战车陷在坑里动不了。楚军追上后,非但没有刀兵相向,反而教晋军如何把战车从坑里拉出来,让晋军继续逃跑。

这个案例至少说明,在春秋时期,不但上层将领拥有贵族气质,下层军士也同样具有绅士风度。

读了这些有趣的案例,我们就不难理解经常被嘲笑的宋襄公。

在宋楚的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指挥的“仁义之师”没有趁楚军渡河之机,也没有趁楚军阵脚未稳之时率先发动攻击,导致最后宋军大败,由此,宋襄公常被后人讥为迂腐。

其实,楚军在敌人严阵以待时“冒险”渡河,那是楚军将领知道宋襄公不会乘人之危“抢打”,双方在恪守贵族的礼仪方面,应该是有共识的。宋襄公的错误不在“仁义”,而在于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误判。

宋襄公指挥泓水之战

另外,宋襄公“不重伤(不攻击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抓捕头发花白的敌人)”的战争理念,已经和未来的文明接轨了。

那么,这种饱含贵族精神、饱含绅士风度的“春秋大义”,是什么时候开始褪色了呢?

春秋晚期,孔子已经感到“礼坏乐崩”,他认为,这种礼仪的缺失,也就是贵族精神和绅士风度的缺失,对天下、对苍生是不幸的。所以,他周游列国,为他的“礼治”和“德治”奔走呼号。

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初创了“秦制”,国家彻底背离了“礼治”和“德治”,走向了“法制”。尽管百姓不幸,但统治者尝到了甜头。

必须注意,商鞅的“法制”,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现代法制是让全社会受惠;而商鞅的“法制”是以严刑峻法控制社会,只让统治者受惠,甚至只让国君受惠。

不讲礼仪,那么,体现贵族精神的绅士风度必定荡然无存。

商鞅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公元前341年,商鞅领兵进攻魏国,魏公子卬带兵迎战。因为商鞅在入秦前曾在魏国谋求发展,和公子卬有些交情,商鞅就派人送信给公子卬,邀请公子卬到秦军营帐叙叙旧,并说订立盟约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却被商鞅埋伏的甲士抓获,商鞅趁机攻击毫无防备的魏军,大获全胜。

商鞅的做派和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后,这种骗人的把戏被不断地复制。比如秦国的张仪向楚怀王许诺,以六百里地,换取楚国和齐国解除盟约。但事成以后,却抵赖说当时许诺的只是自己的六里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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